抗日战争前期，我在豫鄂边区党委社会部工作，那时陈少敏同志是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在陈大姐身边的日子里，我得到大姐的教诲、培养和关怀，并且在她的指导下从事党的各项工作，有时还去完成某些特殊任务。戴焕章原是河南省邓县一支地主游杂武装的首领，因为与人争权势失利，被赶出邓县，投靠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门下。他带着几百人枪，常活动在鄂中大洪山前沿之钟祥、安陆、京山、应城、随县等县一带。因其部队纪律不好，常常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故当地群众不满地称他为“戴刮皮”。但是戴焕章愿意抗日，不反共，有靠拢我们新四军的愿意。同时，他交际很广，善于收集情报，又深得李宗仁的赏识。边区党委很早就了解他的这些情况，并想对他进行统战工作。正当边区党委物色干部的时候，我到了边区党委的所在地——京安县的小花岭。那是1940年秋天，十月革命节刚过几天。小花岭的房前屋后，堆着新割的稻草，晒着金黄的谷子。墙壁上写着醒目的抗日标语和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的口号。党训班的大门上悬挂着“列宁门”的横联。记得我第一次走进我军抗日根据地防区的时候，心里是那样的不平静：来到了威名远扬的陈大姐身边，看着这金秋的丰收景象，倾听着那欢乐的歌声……京安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那么充满生机，蓬勃向上，令人心旷神怡，精神焕发。到了边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杨学诚同志很快就带着我来到另一间房里。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穿着一身灰色棉布军装，打着绑腿，扎着腰带，挂着手枪，齐耳的短发下有着一双深邃透亮的眼睛，稍长的脸上颧骨微微突出。这是哪一位新四军名将呢？在我暗暗地猜测着。没想到，杨学诚同志介绍说：“这是陈政委，就是我们的陈大姐！”啊，陈大姐就是她！站在威武英姿的大姐面前，我顿时肃然起敬，而又显得拘束不安。虽然我当时二十六岁，任过近两年县委成员，但见到这名扬四方、威震敌胆的陈大姐，可还是第一次呀。陈大姐大概看出了我的紧张心情，笑着要我坐下，并看了看我的介绍信。“呵，你是襄枣宜来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路上可不好走吧？”大姐说着一口的山东话，亲切的问我。我说：“还好，我跟戴焕章是朋友，我大哥是他长期共患难的知已，过他的防区，不会有什么问题。”“怎么，你跟戴焕章是朋友？具体说说。”大姐显得很高兴，她的小鬼递给我一碗开水。“戴焕章被他的仇人赶出河南后，其敌手在河南省开封登报诬陷他是汉奸，逼得无处落脚时，曾经在我们那里住，我们家解过他的危，长期地关照过他的一家和他的难友，戴全家认为我家对他们有恩情。接着，我便一五一十地向大姐和学诚同志汇报了我们随枣地委负责人余益庵同志及襄枣宜县委八个领导，曾在我家先后跟戴焕章及其部队的一些主要军官见过面，一同吃过饭，向他们宣传过抗日道理，我的哥哥和弟弟也都曾到戴部任过职等等详细情况。大姐听了以后很高兴地说：“我们正想进一步作戴焕章的工作，你这时来了正好。“听了大姐这充满信任和期待的话，一种战士接受艰巨任务的光荣感，在我的心头油然而生。望着大姐，我又补充说：“这次我经过戴部时，戴焕章要我留在那里，当时我不干。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又是被国民党襄阳县长蒋元扣押后跑出来的，不能公开露面。”他说：“我也是抗日的，蒋介石混蛋，我对他们只是应付应付而已，我跟你们暗地里交好。”“那好，那好。”大姐沉思了一下，继续说道：“现在形势很紧张，国民党又要发动反共高潮了，你马上转去一趟，跟戴焕章搞统战，要争取他为我们提供急需的国民党反共战略情报。你看有什么困难没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还信心满怀地补充道：“戴焕章曾主动地向我提出，为避免两军接触时发生误会起见，愿意向我方提供电台，加强联系，互通情报。”大姐说：“那好，你把我们的电台联络呼号，波长带去，密码记住，以后电文由你自己翻译。”临行前，大姐递给我从日寇那里缴获来的一支日本手枪和一块日本表说：“戴焕章喜欢炫耀自己，想取信于李宗仁，但还缺少门径和本钱。你把这支手枪和手表带去，就说是我送给他的，他还要什么，你随时跟我联系。”接着又吩咐我要小心谨慎地做好秘密工作，以及如何搞情报，交朋友等等。离别了大姐，我到了戴部。戴焕章接到大姐送给他的手枪和手表，非常高兴。他连连称赞新四军好，李先念好，陈少敏好。以后，戴焕章真的像大姐分析的那样，又向我开口要一些战利品，好向李宗仁报功。我立即向区党委作了汇报，大姐马上收集了一些日本战刀、甜红豆、罐头、太阳牌香烟、太阳旗和日本慰问袋等赠给戴焕章。戴也真的用这些东西送到五战区去炫耀自己，居然获得了李宗仁及五战区参谋长等对他的新的赏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们和戴焕章部队的统战关系搞得更加密切了。我仍给他提供一些方便，他也常常供给我们重要的军事战略情报和地方顽匪的一些情况，掩护我边区来去延安和由大后方——鄂、豫、川到新四军去的一些青年和党员干部，有时也送给我们一些弹药。在我们击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区党委回到了小花岭。当时戴焕章住在与我军只一山之隔，仅十几华里路的向家冲一带。有一天，他向我提出，他想拜见久仰的陈大姐。我把情况报告了大姐，大姐立即答应了。不两天，在边区党委机关对面《七七报》社那间比较宽敞的大房子里，大姐接见了戴焕章和他的随行人员。大姐对戴焕章说：“现在，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抗日，我们要团结一致对外，不要打内战，国民党里有些人不喜欢和我们团结抗日，你与我们来往是有困难的，我仍不能要求你干办不到事，只希望你利用你的身份和影响，多在国民党上层进行一些活动，把了解的情况向我们提供。”临别时，大姐告诉戴焕章要注意应付反动派，又提醒他：“你们部队派粮派款，老百姓都不太愿意，我们可以做些工作，你们也要注意一点……”大姐的话讲得很诚恳，很有分寸，非常艺术地批评了他们的腐败军纪。戴听了，深受感动，频频点头称是。为了进一步表示友好，巩固跟他的统战关系，大姐又派了我们边区的保安部队司令郑绍文同志代表她去回访一次。戴要求我军派个常驻联络员在戴部，我方抽调了京安巡店区的廖光国同志任其八连三排长，以此身份作掩护。从此，我们跟戴焕章的统战关系又深入了一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运用了这种关系对国民党的正规军起了缓冲作用，而且经常获得重要的战略情报。我在戴焕章部搞了一段时间统战工作后，回到了小花岭。大姐又分配我到社会部工作。不几天，大姐把我找去了，一见面她就说：“朱明达，来，有个事和你研究一下。”我说：“研究什么，大姐只管布置就行了！”她看着我问：“你家在襄阳哪里？离河南省辖区有多远？”她说：“开辟边区的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第一团队前团长张文津同志要从延安回来。因为他是负责干部，大洪山地区的一些反动派都熟悉他，路上很危险，你回家去，运用戴的关系作掩护，把他接到边区来。”我当时思想有些矛盾，因为我在家乡襄樊一带闹得很“红”，国民党要抓我，并且抄过家，就是因为隐藏不下去，才调到根据地来的。在大姐面前，我坦率地说：“不行呀，大姐，我回不了家呀。”大姐说：“你会有办法的，叫戴焕章保护你嘛，怎么样？”在大姐面前，我怎么能怕困难呢？我后悔自己刚才不该向大姐叫苦。因为大姐在任何困难面前是从来不说二话的。于是，我站起来，像宣誓那样，坚定地说：“大姐，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们商量决定，叫张文津到襄阳朱家集我家，找我妈妈和哥哥，约定我到阴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晚上在家中跟他会面。大姐记下了我家的详细地址和家里人的名字、特征，便用电报通知了延安。过了春节，我又带着一些抗战胜利品到戴部去。戴焕章高兴地向我提起他把我先前带去的日本手表和那些日本罐头，送给了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李宗仁的小女儿吃了罐头，还哭吵着要哩！郭德洁对其十岁的小女儿说：“没有了呀，这是戴司令打日本人缴来的，下次戴司令打了胜仗再送给你吃。” 戴焕章边说边朝着我笑哩！在戴部的秘密掩护下，正月十五日晚上，我回到了家。张文津同志带着爱人小洪和不满一岁的小男孩在河南省委政治交通老王同志的护送下，已如期到达了。因为张文津和我都不能公开地走，我们便作了几种安排，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爬山涉水，穿过严密的封锁线。为了安全，要小洪扮作川军官太太，坐着滑杆，由周达夫扮岳丈伴随。并弄了一担油条、母鸡之类的探亲礼品，往东而行。我和张分别向戴的游击队借了两只驳壳枪，又请他们派了两个武装便衣人员护送，绕道向西南方向，闯过水上和山区的敌伪封锁线，往小花岭前进。当时我还背着襄枣宜县委给边区党委的一部从日军缴获的电台。正好周汗臣（现名栗西）同志由河南经此到边区去，和我们同行。几经周折，多番辗转，两次夜渡汉水，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我们终于先后顺利地回到了大姐身边。由于大姐和区党委以及其他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共同工作，使我们跟戴的统战关系，长期保持得很好。在两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戴部奉命打先锋，都先把消息告诉了我们。有一次，我们保安司令部的下属单位正在吃饭，戴部送信说：他们奉命要攻占我阵地。我们说：“不行，等我们吃完饭再来”，他们也就照办了。苏德战争爆发后不几天，我在小花岭边区党委社会部，大姐在五师师部所在地——京安的九口堰。一天，大姐打电话给边党委，要我和苏菲同志一起到师部去。到了师部，大姐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朱明达，苏菲要到延安去，你通过戴的关系，送她到你家，请你哥哥和妈妈再通过关系把她送到洛阳。”苏菲同志是原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兼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朱理治同志的爱人。大姐仔细考虑了一下说：“这边骑马，到了你家，马就留给你妈。过了湖北，由河南省委的秘密交通老王同志护送。”出发以前，大姐和李先念师长还请苏菲同志吃了一顿饭，我作陪。我们几个人到了戴部，戴一听说是大姐的客人，非常热情地把我们接到他家里去，招待得很好。又派人护送了一程。在戴部的帮助下，我们按预定计划完成了任务。苏菲同志不久也安全到达了延安。一次，我京山县石板河的区委负责人张光然同志（女），骑着一匹骡子在赴区党委机关途中的一个山垭上，跟日本兵遭遇，被俘进京山县城去了。当时，张光然同志身怀有孕，不久就要分娩了。消息传来，我们都很着急，大姐尤为关心。为此，她专门召开了会议，几次讨论营救办法。大姐决定，向日寇占领区的敌伪军政人员做工作，使其不暴露张光然的身份，然后多方周旋，积极创造条件，营救张光然。由于对敌伪工作做得及时，同时，又通过敌区的绅士以实行人道主义为由，联名上书日军，要求对孕妇不要关押。这样，张光然同志才未被投进监狱。离开了汉奸，日本人自然是睁眼瞎子。日军不了解底细，只好派一个女护士陪伴监视。大姐又想方设法通过关系，争取让张光然同志有去医院检查身体和外出散步的机会。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大姐又决定组织突击队把张光然同志从虎口救出来，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去完成。为了慎重，大姐专门叫区党委派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宣传部长夏忠武同志跟我具体研究了营救办法。商量结果，由区党委选择了三个精干的同志携手枪和我随行，在傍晚时潜入京山县城关，同时，约定张光然同志按时到繁华的西关去散步，相机脱险。那天，我带着三个同志，在日落三竿时，到了县城西关街道的一个水塘边。这时，夕阳西下，小河里有很多人在游泳洗澡。张光然同志机警地引诱监视她的那个护士，散步来到约定的地点，我们立即将作为暗号的白毛巾系在左臂上，悄悄地靠拢过去。我和张光然没有见过面，队员江之斌认识她，说：“张光然同志快跟我们走。”说罢，架起张就跑。一时，那个护士懵了，待她明白过来时，才惊慌地喊：“新四军来了，新四军来了！”老百姓也跟着喊起来了，在路上的和在小河中洗澡的很多人，不知出了什么事，顿乱作一团。我们趁混乱之机，急走出城。走了一里多路，数十个敌人才匆忙追过来，乱打枪。接着，城内又出来七八十个日军。我们靠着地形熟悉，和敌人在夜幕中周旋了一阵，终于摆脱了敌人，完成了营救任务。第二天，大姐得知我们完成了任务，专门派人带着两匹牲口前来迎接。张光然回到小花岭的第五天，就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黑子”。大姐半开玩笑地对夏忠武说：“老夏你得了儿子，真是双喜临门，你可要请客哟！”于是夏忠武同志买了一条猪脚，一罐子酒，款待了我们几个人，以示庆贺。我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一边品尝丰盛的菜肴，一边谈及大姐指挥有方。我的心久久地沉浸在快慰和激动之中。大姐啊，在你身边的这些日子里，是你的教诲给了我前进的力量，是你的培养和关怀，使我从一个年轻的战士，迅速成长起来。我所取得的每点成绩，都与你正确领导和卓越的指挥分不开。今天，我只作了一点该做的事，你就这样的表扬、鼓励。可是你，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千千万万人的幸福，废寝忘食，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我们边区人民。大姐啊，你的光辉榜样，将永远激励我前进，你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将永远铭刻在边区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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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大姐身边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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